说说中药的功效

众所周知，中药功效普遍存在着“一药多能”的现象，即一味中药常具有多种功效。分析现今已认定的这些功效内容，可以发现其由不同“成分”构成：从主治对象的角度而言，可分为对病功效、对证功效与对症功效；从功效的独立性及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，则又可区分为固有功效、衍生功效及配伍功效。兹结合文献对这几种功效形式加以分析。

固有功效

固有功效，即药物的直接作用，也是药物与生俱来的、客观存在的、可以直接纠正病证之偏的基本功效。它不会因用于不同的病证而发生变化或消失，而仅有显现程度的差异。如黄芩、黄连、黄柏的清热燥湿，大黄的清热泻下，人参的大补元气，附子的助阳补火，川芎的活血行气，等等。

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曰：“人以天地之气生，四时之法成。”中药也是如此，大都为沐浴着阴阳二气的自然天成之物。而之所以能为药治病，全缘于其“偏性”。如《类经》曰：“药以治病，因毒为能。所谓毒者，因气味之偏也。”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亦云：“凡药之用，或取其气，或取其味，或取其色，或取其形，或取其质，或取其性情，或取其所生之时，或取其所成之地，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，故能补偏救弊，调和脏腑。”由此可言，中药功效指的就是其所具有的纠偏能力。

关于中药的发现及其功效的确认，一般认为是“口尝身试”的结果。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与反复的临证实践，前人发现了药物的功效，并逐步总结出药物的性味、归经、升降浮沉、毒性等基本药性，以及气味厚薄、禀性刚柔、习性动静、质地润燥等特殊药性，而这些均属于药物的偏性。

传统中药药理认为，药物的功效取决于其性味、归经及升降浮沉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。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谓“辛散，酸收，甘缓，苦坚，咸软”，《素问·宣明五气》谓“酸入肝，辛入肺，苦入心，咸入肾，甘入脾”，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谓“辛甘发散为阳，酸苦涌泄为阴”“味厚者为阴，薄为阴之阳；气厚者为阳，薄为阳之阴”，等等。而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，都会导致药物的功效有所不同。因此要准确辨识药物的作用，除需将性味合参外，还要考虑其作用趋向及归经定位等。

由于源于天然，所含多样，一味中药常具有多种各自独立的功效，相互间呈现为仅有主次之分的并列关系。如仙鹤草，收敛止血是其主功，而补虚、消积、止痢、杀虫为相对独立的作用。其他如当归、柏子仁、桃仁、肉苁蓉等的润肠通便，车前子、苍术的明目，侧柏叶、虎杖的化痰止咳，黄芩、白术、杜仲、续断、桑寄生等的安胎，益母草、泽兰等的利水消肿，牛膝、鱼腥草等的利水通淋，远志的祛痰开窍、消散痈肿等，都是相较于其主要功效的、独立存在的次要功效。而由于中药的分类主要依其主要功效而划定，这些次要功效则很易被忽视。

衍生功效

在固有功效外，一些药物还具有衍生功效。这是一种在直接作用的基础上衍化、派生出来的间接功效，与主要功效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因果关系。

如金银花能清热，而毒由热化，故亦能解毒。其解毒的作用应是清热作用延伸出来的次生作用。再如生石膏，其味辛、甘，性大寒，除清热泻火外，还能止渴，而止渴实则是因其清热使津液消耗减少，即所谓“热去渴自止”。又如三七的化瘀止血，因离经之血即为瘀，而瘀阻不除血不归经，故此止血是化瘀的结果。还如麻黄，发汗解表是其基本作用，而由于肺外合皮毛，主宣发肃降、通调水道，故辛温宣散即可通过发汗以解肺闭、通水道，进而具有宣肺平喘、利水消肿之功。其他如生地黄的凉血止血，因热盛可迫血妄行致血不循经，故其止血是通过其清热凉血而实现的。大黄是泻下药，《药性赋》谓“其性沉而不浮，其用走而不守。夺土郁而无壅滞，定祸乱而致太平”，《神农本草经疏》谓其“气味俱厚，味厚则发泄，故其性猛利，善下泄，推陈致新无所阻碍，所至荡平，有戡定祸乱之功”，其所具有的止血、解毒作用应是其清热泻火的衍生作用，活血祛瘀则为其泻下攻积的衍生作用。黄芪是补气药，《本草纲目》谓其为“补药之长”，擅长补益肺脾之气，所具有的利水消肿、止汗、托疮生肌作用，实际上都是其补气作用的衍生功效。因肺主皮毛，肺气得补则固表有主，通调有力；脾主肌肉，脾气得补则气血化生有源，肌肉得以生长。故此，黄芪的利水消肿实则是益气行水消肿，这与麻黄、车前子等的利水消肿都有明显不同。同样其止汗作用应为补气固表止汗，生肌作用应为益气健脾生肌。

功效所指应是药物针对病因、病机或症状的直接作用，其间接作用严格说来不宜成为独立的功效。如黄柏能用于黄疸、带下、泻痢的原因是其均为湿热为患，但并不宜将清热燥湿之外的、间接的“退黄”“止带”“止泻痢”等认定为该药的功效。因有感于当时本草专著多“理道不明，意义不疏”，《本草求真》为力纠时弊，乃集平素之治验、采百家之精萃而著成。其中即对“补不实指，泻不直论，或以隔一隔二以为附合，反借巧说以为虚喝”的现象提出批评，认为“隔一隔二”的间接效果实属牵强附会。

配伍功效

配伍功效，是指药物相合组方之后所产生的综合作用。显而易见，这种作用不应作为某一药物的功效。

按照中药的“七情和合”和方剂的君臣佐使结构的要求配伍后，药物的作用可以随之发生变化。《医学源流论·方药离合论》对此有深刻论述：“方之与药，似合而实离也。得天地之气，成一物之性，各有功能，可以变易血气，以除疾病，此药之力也。然草木之性，与人殊体，入人肠胃，何以能如人之所欲，以致其效？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，或用以专攻，或用以兼治，或相辅者，或相反者，或相用者，或相制者，故方之既成，能使药各全其性，亦能使药各失其性。操纵之法，有大权焉。此方之妙也。”所言之“各失其性”与“各全其性”，都说明药合成方后，其功效也会随着其“角色”或“伙伴”的变动而悄然出现变化。这种变化是组成该方剂的诸药作用的综合效应。

受认知条件与认知水平所限，这种药物的“合力”作用时而被作为某一药物自身的功效。如桂枝汤，因《伤寒论》第16条中有“桂枝本为解肌”之语，所指本为桂枝汤的功用，后世却据此把“解肌”看成桂枝的功效。再如小柴胡汤的“和解少阳”，是通过柴胡的升散配伍黄芩的清泄而实现的，二者单用均无此功效。又如“辛凉平剂”银翘散，《温病条辨》谓其是遵《黄帝内经》“风淫于内，治以辛凉，佐以苦甘”之旨而组方。方中用金银花、连翘为君，而金银花甘寒，连翘苦寒，均为清热解毒药，并无辛散宣解之力，只是由于配伍了辛温的荆芥、豆豉，辛凉的薄荷，才使全方成为辛凉解表之剂。《中药学》教材中记述二者可“疏散风热”，实则也是把配伍功效误为固有功效。不难理解，其味不辛，性何以散？

其他如淡豆豉的“除烦”，《药性论》谓其“能止汗，主除烦躁”，其后不少本草专著及《中药学》教材都认同此说。析其由来，当与《伤寒论》的栀子豉汤直接相关。该方的功用为清热除烦，主治伤寒太阳表证发汗吐下后，余热留扰胸膈、神失宁所致的虚烦不得眠、心中懊憹。显而易见，“除烦”是后世加诸淡豆豉的误解。还如吴茱萸的“助阳止泻”，《中药学》教材均如是言，其依据为四神丸（补骨脂、肉豆蔻、五味子、吴茱萸、生姜、大枣）的组方。该方功能温肾暖脾、固肠止泻，主治脾肾虚寒之五更泄泻及久泻者，而吴茱萸在其中仅是温暖脾肾以散阴寒，并无涩肠之功，言其止泻也是缘于把方之功等同于药之效。《中药学》教材还称防风“止泻”，其依据为痛泻要方（白术、白芍、陈皮、防风）。该方能健脾柔肝、除湿止泻，防风于其间的作用，如《医方集解》云：“辛能散肝，香能舒脾，风能胜湿，为理脾引经要药。”显而易见，言其止泻当是方药功用相混所致。

综上所述，对中药功效的表述，由于认知过程夹杂有较多的主观因素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全面、不准确的问题，同时还会造成在固有功效外，把衍生功效、配伍功效混杂其中的现象。对此加以识别区分，对于临证的精准用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。笔者认为，对中药作用的研究，一要探讨其固有功效，找出其本身相应的物质基础，探寻中药性味与其所含成分的关系；二要辨析其衍生功效，弄清与固有功效的关系，如此既可以使药尽其用，又利于临证灵活变通用药；三要把配伍功效作为研究的重点，摸索药物在方剂环境下发生的变化及发挥的作用，而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医方药研究的一个突出难点。（朱光  河南中医药大学）

（注：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。）